急诊抢救室的灯光，是长明的。在这里，时间被抻长又压扁，化为监护仪上跳跃的数字与波形图上起伏的曲线。空气里永远混杂着消毒水、血液、汗水与某种焦灼的气息。2024年秋天，我成为这里的一名护士。导师曾说，急诊是医学的前沿阵地。而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才明白，这更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短兵相接。

　　“患者，男性，50岁，突发撕裂样胸痛、后背痛1小时。”平车上是一位面容痛苦、大汗淋漓的中年男性，身体无法平卧。“立即心电图。”值班医生一边快速查体，一边下达指令。我迅速为患者连接心电监护，屏幕上心率显示120次/分，血压为160/95mmHg。“先生，请您尽量别动，我们马上做心电图。”我对他说道，同时利落地暴露其胸部和四肢皮肤。在完成心电图（结果显示仅为非特异性ST-T改变，并无典型心梗表现）后，我立刻执行下一个关键步骤：测量四肢血压。

　　我将袖带分别绑在他的左、右上臂，左侧血压165/100mmHg，右侧血压145/88mmHg。我立刻清晰地向医生汇报：“患者双侧上肢血压相差20mmHg，右侧偏低。”同时，我测量了双侧足背动脉搏动，发现左侧明显弱于右侧。这些发现，让“主动脉夹层”这个致命的诊断可能性急剧上升。医生神色凝重，下达医嘱：“绝对卧床，镇静镇痛，控制心率和血压，准备急诊主动脉CTA。”我迅速复述医嘱，建立静脉通路，准备药物，陪同外检。

　　一路上我一直强调“先生，您现在非常危险，必须绝对平卧，任何用力都可能让血管裂开。”在等待CTA检查的间隙，我守在他的床边，一边严密监控着他血压心率的每一丝波动，关注着微量泵的速度。“我们用了药，您的血压要控制在100-120mmHg，心跳要控制在60—80次/分，药效会慢慢上来的，请你一定坚持，保持平静。”我反复地说着这些话，既是对他的安抚，也是对我自己节奏的掌控。在CT室的时间，一分一秒都很漫长，这是我第一次陪同的急危重外检。

　　后来，急诊CTA证实了最坏的猜测：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。他被直接送入了手术室。这是一个与死神赛跑的过程，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误或疏忽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而护理的角色，就是从第一秒的警觉开始——每次规范的血压测量，对动脉搏动的触诊，镇痛镇静与生命体征间的精准平衡，以及在那无法用药物完全驱散的恐惧面前，所传递出的、试图让其“稳住”的坚定语气。

　　我清晰地意识到，所谓“守护”，其起点并非宏大的宣言，而正蕴藏于这些枯燥、重复却又至关重要的标准化操作之中。是每一次对医嘱不折不扣的执行，也是每一次基于专业观察的主动汇报；是面对危急重症时的沉着与冷静，也是在流程缝隙中捕捉到人性需求并给予回应的本能。

　　（供稿：西院区急诊抢救室护师 司绣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