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，还在长征医院工作的我被借调到第二军医大学举办的中—德医学协会年会，做会议秘书工作。

会后，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孟超先生找到我，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，他和他的老师裘法祖先生联名推荐我去。

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，就问他为什么。

吴老说：“这次会议，你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你外语水平不错，工作认真细致，科研思维也好，我们的肝癌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。”

我这一去就是8年。

1996年的一天，我还在德国马普学会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，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，说他在德国刚开完会，要来看看我。

那是一个大雪天，气温已经低到零下20多度，大风呼啸，路上都是冰雪。

吴老从下午4点出发，一直到晚上10点才到我这里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全身都落满了雪花，已经近乎一个雪人了。

他一见我就说：“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，想把你请回国，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为学校做工作。这次来，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。”

原来，吴老当时正在国内建设一所全新的医院：东方肝胆外科医院。这个医院的前身，只是上海长海医院的一个小科室。

因为医术精湛，科室在上海甚至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。

但越是这样，吴老就越感到难以满足全国各地病人的需求。

吴老常常讲，全世界有一半的肝胆肿瘤病人都在中国，小小一个科室，救不了这么多人。

于是吴老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，在组织和领导的支持下，先是以“院中院”的形式，在长海医院内部成立了一个肝胆外科医院。

3年后，也就是1996年，又成立了单独列编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。吴老来找我，就是希望我能回去，为这所新成立的医院做些事情。

我的主要工作是肝胆肿瘤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。吴老非常重视基础研究。

他常常说：“肝癌只靠开刀不行，要做更多的科学研究。”“如果搞不明白肝癌的发病机理，就算把肿瘤切除了，也还是会复发。”他亲眼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一心想帮助病人解决真正的问题。

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一家外科医院里建立好几个实验室，支持许许多多学者在这里做科研。

尽管在德国还有一些课题没有完结，指导的学生也还没有毕业，但我很快就选择了回国。

最开始两年，我必须中国、德国两头跑，工作非常忙碌，常常在实验室里待到深夜。

这些吴老都看在眼里，有时他会亲自送来一篮水果，或是让他的秘书来给我送点吃的。这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

后来，吴老和我在德国的导师、马普学会生物化学研究所教授阿克塞尔·乌尔里希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拍即合，共同推动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。

借助这个平台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派遣了数十名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深造。

对同事、对学生，吴老总是非常关心。但不管是谁，都不能对工作不负责任，更不能对病人不好、浪费病人的钱。如果触碰了这两条底线，他真的会非常生气。

那时你就会看到，平时那样和蔼可亲的一个人，眼睛也瞪起来了，声音也高起来了。其实现在想想，他“训人”时的措辞也没有多么激烈，但就是这种对比，让大家敬畏不已。

众所周知，吴老97岁才正式退休。可他还说：“我虽然退休了，但是还可以给病人看病嘛。”所以他其实还一直在坚持出门诊。他真正停止看病，是在自己病倒之后。

除了看病、开刀，我们不知道吴老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。他说过，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从小就靠割胶讨生活，没有什么爱好和才艺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一夜，包括我在内，20多名学生、工作人员和他的亲属都在病房里轮流值班，陪伴着他度过这最后的一段时光。

我们都知道，没有吴老，就没有我们脚下的这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，也没有我们一代代的薪火相传。

他是开拓者，也是领路人，在我们心里，他从未走远，也不会走远。他要看到中国人甩掉肝病帽子，他要看到健康中国胜利建成！